1957年4月，北京饭店宴会厅内，毛泽东出席了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的接待宴会。席间，一道冬瓜鱼丸汤端上餐桌。汤碗不大，分量也不多，毛泽东喝完后，向身边的服务人员询问：“还能再添一碗吗？”
服务人员很快为他添汤，并说：“主席喜欢，喝多少都可以。”
毛泽东笑了笑，接过汤碗说道：“那我就特殊一次吧。”
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被当时负责饭店保卫工作的高福禄记在心里。对许多人而言，一碗汤只是宴席上的普通菜品；对高福禄来说，它却让人看见了接待工作背后那条不易察觉的规矩：身份越重要，越要注意分寸。
高福禄当时26岁，已经在北京饭店工作多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做过便衣警卫，也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以小摊贩身份执行过观察任务。这个山西黎城青年，最初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战场上的警卫员，变成接待场所里的保卫干部。
1948年底，平津战役尚未完全结束，中央方面已经开始为进入北平作准备。北平城内敌情复杂，旧有特务系统尚未彻底清除，公开警卫之外，还必须建立一套能够隐蔽行动的保卫力量。
李克农据此提出组建便衣保卫队。队员来自中央警备团、华北军政大学以及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福禄也被选中，随队在河北平山县西黄泥村接受训练。
起初，不少人听说自己要到北平“干特务”，心里很不舒服。这个词在当时容易引起误解。负责同志解释说，便衣队不是去从事见不得人的活动，而是要在敌人隐藏于暗处的情况下，承担保护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任务。
训练还没有完成，形势便发生变化。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便衣队提前奉命进城。3月8日，150多名队员乘车前往北平，随即分散到不同地点，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
高福禄的公开身份，是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的小摊贩。17岁的他没有做买卖的经验，刚开始连吆喝都不自然。带他的老摊主告诉他：“卖东西不丢人，先把这一嗓子喊出去。”
摊位只是表面，真正的任务是留意周围人员、车辆和异常情况。高福禄后来发现，住处附近有一名男子长期称病闲居，家中主要靠妻子摆摊维持生活。这个细节引起警觉，相关情况被转交调查，最终查明此人曾在东北参与反共活动。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王稼祥等人乘专列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便衣队提前部署在车站、颐和园、西苑机场以及沿线要点。表面上，队员们各自忙着交通、接待和秩序维护；实际上，每一个路口都经过反复检查。
这次进城途中，还发生了一个细节。车队从西苑机场前往香山时，沿线警戒过密，个别警卫甚至把枪口朝向道路上的群众。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进城不能摆出拒人于外的架势，保卫工作既要严密，也不能脱离群众。
8月，中央机关逐步迁入中南海，警卫工作的重点随之由城外转向城内。开国大典后，高福禄被调到北京饭店，负责保卫事务。这里接待中外来宾，出入人员复杂，过去那种端枪拦截、逐个盘问的办法，很快显出不合适。
饭店曾有警卫人员把每位来客都硬性拦下检查，甚至让人产生被押送的感觉。意见传到周恩来那里后，保卫方式作了调整：由熟悉情况的保卫干事负责辨认、迎接和引领，执勤人员根据指令行动，既保持必要警戒，也减少不必要的生硬。
有一次，邓小平从王府井返回北京饭店，没有带随员，也没有携带证件。门口战士不认识他，坚持不让进入。高福禄认出邓小平后赶紧上前解释，邓小平却摆摆手说：“战士没有做错，不要责备他。”
这件事与高福禄早年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邓小平曾在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活动，接受过儿童团员的检阅。多年以后，高福禄仍记得那位个子不高、说话干脆的首长。
1957年宴会上的那碗汤，同样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毛泽东添汤前先问能否再要一碗，添过之后又说自己“特殊一次”，服务人员则回答，每位客人都可以添。宴会照常进行，碗盘依次撤下，高福禄把这个细节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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